为什么西安城墙保存的很完整?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西安市政曾拟仿北京城建地铁(实际现在西安正在修建,已通的有两条),当时的计划是拆除城墙,可见改革开放前的文物保护意识还较为薄弱,好在这样的想法搁浅了。当时的情况是残缺不全,一些市民把砖撬走据为私用,在不富裕甚至温饱线上下的情况下人们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生活而非文化层面。然而总不乏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各方各界对城墙渐颓的态势给出了修复的提议。城墙是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如果任其在自然和人为的作用下被蚕食,对西安和中国的文明都是巨大的损失。甚至有国外的政要来访西安后也表示出赞叹。

  在多方作用的合力下,加之某届市长(大概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交)的个人强烈带动作用下,前前后后整个过程一亿多投资在了城墙的修复重建上,一时间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每天都会更新进度。参与修复的不只是专业人士,更为可贵和不可小觑的力量是市民的主动参与,很多以前拿了城墙砖的人都陆续主动归还。1985年,基本上完成了整个工程,还在城墙绕城一周建成了环城公园,即西安迄今最大的公园。如果没有市民的热情参与,整个修复工作会耗资两亿多,将会是实际花费的近两倍。

  所以,如今完整的城墙离不开八十年代领导的正确决策,也见证了西安市民的爱护文物,尊重历史的精神灵魂。

  700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带着他引以为傲的骑兵队伍南征北战、叱咤风云,虽然他顺利攻下了一座又一座城,直至整个中原大地,但整个过程十分艰难,尤其是那些“高大威猛”、坚如磐石的城墙,让这支战术灵活、令人生畏的旋风部队吃了不少苦头。因此,忽必烈对城墙深恶痛绝。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就迫不及待地推行了拆毁城墙的政策,脑补他当时的内心旁白应该是:“我堂堂大蒙古骑兵,怎能被这些黄土堆起来的破墙挡住去路,给我拆,一个都不许留。”

  于是,当时的元朝就像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一样,全国都在拆城墙。《元史》、元代方志,以及马可波罗的《寰宇记》中都有大量拆除城墙的记载,这场风波蔓延整个中国南方地区,所拆城墙不计其数。

  西安城墙很幸运地在这次风波中保存了下来。如今,我们很难考证其中原因,因此许多文献中都忽视了这次劫难。但我认为,当年西安城墙一定有过被拆除的风险,只是时间久远,城墙又没有受到大面积损坏,才没有在学界形成主流观点。

  中华民国执政时间虽不长,却也因为城市发展掀起过一场“拆城”热潮。城墙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防步兵骑兵弓箭十分有效,但面对飞机大炮等新时代武器并没有什么优势,反而阻碍了交通,阻碍了许多人奔向荣华富贵的道路,他们怎么能容得下这个老旧破烂的城墙?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计划》,里面称西安城墙“亦不过封建制度之遗迹,妨碍都市之发展、阻滞交通之便利者实多。”发现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城墙的态度十分不友好,不禁让人脊背发凉。

  最后,还是国立西北大学的师生站出来反对,才让西安城墙免去了拆除的命运。但后来人们的种种行为,总让我觉得是在向反对者进行无声的报复。

  1936年,蒋介石为了围剿陕北红军,亲自到西安督阵。当时的西安当局为了迎接其到来,便把火车站翻修一新,在与之相邻的一大段城墙上挖出一个豁口,并命名为中正门。

  这个豁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门,没有包砖,没有任何修整,它就是一个洞,人能够进出就行。豁口会给城墙造成巨大的伤害,长期的雨水浸泡很容易引起坍塌,然而,人们并不在意,他们需要的只是方便,城墙碍着他们了,那就在它身上挖个洞。

  1953年,中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这一年西安开始制定第一个城市规划。

  周干峙,梁思成的学生,同老师一样主张保护古建筑和城墙。当时他担任西安城的规划绘制工作,把西安城墙和护城河作为公园绿地,期望能在未来形成一条美丽的绿色项链。

  但是,苏联专家不同意。专家们打算把大量北京、东北、四川的军工技术人员和工人迁入西安,给西安带来一次飞跃性的发展,城墙把老城围了这么一圈,地盘不够大,工业的布局也不好搞,最好是“拆掉城墙,发展更多的道路,解决当时的交通问题”。

  于是,周干峙代表的保护派和苏联专家代表的拆除派争论起来,他们在私底下争论,开会争论,甚至一见面就对峙起来,谁都不让谁,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城市规划也迟迟不能实施。

  最终还是几个老干部站出来化解了这场危机。他们提出了一个现在看来有点可笑的理由:城墙可以防,防冲击波,所以不能拆。

  但在那时,这个理由极具说服力。抗战期间,西安曾遭受日本轰炸,当时国民政府在大街上修了一些防空洞,但没人愿意去,因为被炸塌过,人们更愿意到城墙里面去躲炸弹。说来也奇怪,日本飞机从来没有炸到城墙上,里面的防空洞也很安全,从来没出过事,因此当老干部们提出城墙防的时候,所有人都无话可说。

  仅仅1年后,北京外城的城墙已经被拆得面目前非,此时全国都开始跟风“拆城”。这时西安市民坐不住了,他们纷纷跟随“潮流”,上城墙扒砖,拿去盖自家的房子,让当时的陕西省省长赵寿山心急如焚。

  赵寿山参与过“二虎守长安”战役,对西安城墙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眼见市民扒砖越来越狂热,他赶紧将此事上报中央,受到上级领导重视后,才暂时压制了这场风波。

  这一年中国进入“”,全国掀起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拆城”浪潮,苏州、南京、北京都开始拆拆拆,这股风很快就刮到了西安。拆除派再次跳了出来,开始宣扬:“现在进入原子时代,城墙的国防价值不大,并且城墙缺乏排水设备,遇雨水冲刷容易发生危险,直接威胁人民的生命安全。如果要保存,必然需要大笔维修费用。反之,拆除后不但节约资金,城砖城土还可利用,也能扩大建设用地,清除城乡界限,便利交通。如果要保存古迹,把城楼留下来就行。”

  与拆除派的有理有据比起来,保护派要单薄得多,只能以历史悠久、有研究和欣赏价值来回击,明显不符合当年的趋势。不断的争论中,拆除派声势日渐高涨,致使西安当局最终决定:“西安城墙可以不予保留,今后总的方向是拆。”

  时任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的武伯纶,深知陕西省内的干部专家们此时说话都再无用处,他果断联络了几名文物专家,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向国务院写信,请求保护西安城墙。当时的省长赵伯平也是保护派,他很快将信转到了北京。

  也许是上天冥冥中的护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接到了这封信,他第一时间批示:西安城墙是重要的文物古迹,应当保护不能拆除。

  在的支持下,文化部又写了一份关于西安城墙的资料递到国务院。1958年9月,西安市当局收到了《国务院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拆城”事宜总算有了个结果。

  三年后,西安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陕西明面上不拆城墙,私底下确是对城墙无尽的破坏。

  “城墙的夯土被挖走了,有的拿去做基建,有的被市民拿去和煤。那时候西安流行面煤,煤饼要用黄土来掺和,西安市不好挖黄土,大家就去挖城墙,把许多地方都挖塌了。”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研究员秦明建说。

  “大家都可以到城墙上去拿砖,时不时抽一块。因为它是散的,不需要敲敲打打,拿就对了。附近的顺城巷,南顺城巷很多居民,家里就拿砖垫东西,垫桌子垫椅子垒灶。”文化学者肖云儒说。

  “抗战的时候城墙里挖了许多防空洞,一直没有得到保护,到五六十年代城墙已经非常破了,人们还在里面储藏大白菜,甚至还有小社办工厂。城墙底下就更不用说了,人们在上面掏洞,把城墙很多地方都掏空了。”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商子秦说。

  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这样被西安市民无情地伤害着,它曾经庇佑了一代又一代的西安人,虽说在热兵器时代它已失去了军事上的防御意义,但日本大轰炸也仅仅才过去30年,不知这些“破四旧”的西安人,你们还记得当年在城墙里面躲炸弹,被城墙那庞大身躯所保护的场景吗?

  我把这一次的伤害,归结为西安城墙第5次受到拆除威胁。虽然没有人明确提出拆除城墙,但和之前的政府行为比起来,这些来自市民的防不胜防的损害,才是最具有杀伤力的。

  虽然国务院早已明确指示西安城墙应当保护,但城市发展总是会与它起冲突。1970年代,西安开始设计地铁方案,拆城墙又被提上了日程。

  当西安市提出效仿北京地铁,将西安城墙拆除,利用墙址所留下的壕沟来建设地铁的时候,又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保护派和拆除派互不相让。

  真正让人们断了“拆城”念头的,不是文化人的苦口婆心,也不是国务院的再次重申,而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事物,可算作城墙的“同行”。

  1974年,西安市东郊的临潼县,几个农民在打井的时候好运爆发,竟然发现了“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让西安立即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引起全世界考古学者、文物爱好者,以及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西安成为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来访的必经之地。

  这个地底下的宝贝给西安其他的文物古迹都带来了好运,保护派总算松了一口气。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三年后西安同时入选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连西安人自己都没想到,兵马俑的发现竟给西安城带来了如此多的特别待遇。

  然而,西安城墙并没有随着兵马俑一起大放异彩,它残破的身体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1980年代初,西安城墙已是一片颓垣败壁,连续的暴雨都有可能把它冲垮,而它又是怎样变成如今的光鲜模样?难道真如某些人所说,是重建的?

  西安城墙是明代在唐长安城皇城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最初虽是夯土城墙,但十分坚固。古代的官员虽然也贪污腐败,但朝廷对城墙的质量十分重视,对失职官员的惩罚很重,轻者罢免官职,重者丢掉性命。因此在城墙修好一段后,官员就会命人用弓箭去射墙体,如果箭头射进去了,那么这段墙不合格,要重修。

  明朝中后期,在陕西巡抚张祉的主持下,西安城墙第一次砌砖。到了清代,一个叫毕沅的进士出任陕西巡抚,他又对西安城墙进行加固,并且改善了城墙的排水系统,极大减少了雨水对墙体的侵蚀。至此,西安城墙可谓坚不可摧,如果没有后面的人为损害,它到今天仍可以最雄壮的姿态矗立于西安城内,又岂会成为风雨飘摇,随时可能倒塌的危险建筑?

  上世纪80年代初,西安连续下了好几天的暴雨,城里很多地方都被淹了,现在我们可以开启看海模式,在网上到处调侃,但那时的人确会直接遭遇生命威胁。因为房子矮,质量也不算好,竟然有1000多间房屋被冲榻,这些无家可归的居民只能在街上搭棚住,再加上城墙周边的污染,西安市的生态环境十分恶劣,古城的风貌保护工作也受到威胁。

  对此,西安市政府反复讨论,终于下定决心维修城墙。但这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需要上亿元资金,西安当时只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去哪里找这么多钱?又能去哪里号召如此多的人?

  也许是保护文物古迹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也许是西安人对以前伤害城墙的忏悔,这次维修工作竟然没有怎么遭到反对,当局做得最多的事是想办法,想尽一切办法维修城墙。因此,当时的市委书记请来了一个十分特别的市长:

  张铁民在陕西铜川因治理水患而出名,他上任后,果然名不虚传。张铁民首先集中西安有限的财力和物力,把其他一些更紧迫的工程都放下了,集中修复城墙。而他做的另一件事,是其他官员根本不敢想的:发动群众义务劳动。

  一开始,张铁民心里也没底,他的权限能发动西安各个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参加义务劳动,但对普通市民只能宣传和鼓励。他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市民愿意为城墙做免费工人,他只能把能做的都做了。

  没想到,西安人民对城墙的感情竟然如此深厚,前前后后共计数十万群众加入到这场义务劳动中,还成为当时的新闻热点,全国各地的媒体都来采访报道。这样一来,人们的干劲也更高了,城墙上,城壕里到处站满了人,周末,一些家长还会带着孩子到工地上加入义务劳动。如果当时也有感动中国这个节目,第一名绝对是西安。

  这些市民中,也有许多是当年在城墙上扒过砖,挖过洞的,城墙就是他们心中的一块隐痛,他们纷纷把家里的猪圈、鸡窝拆了,把垫桌子垫椅子垒灶的城砖一车一车拉到城墙脚下,都在尽最大的努力让城墙恢复原貌。

  但城墙年久失修,仍然有很大一部分城砖下落不明,只能重新烧制。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许多城砖上印有字的原因,比如“户县大王王守1984”,就是指1984年户县大王镇王守村的砖厂烧制的城砖。

  2年多时间,西安人民让城墙彻底变样,护城河重新注入了干净的水源,当年周干峙规划的绿色项链总算落到实处,城墙周围成了市民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西安城墙也成为接待外宾的重要场所,并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

  以前到现在,许多中国人在赶超欧美的宏图大梦里不愿醒来,但总是有一些清醒的人,让中国大地上还保留了一些老祖宗的灵魂。如今,西安人总算找到了能够与城墙共生的方式。

  目前,西安城墙已经与南京城墙、浙江临海台州府城墙等明清城墙一起打包,准备申遗,也许西安城墙会因为1980年代的那场大修,现代痕迹过重而错失“世界文化遗产”行列,但这又如何呢?